米莲·高拉尔 | 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
严梓豪 (译) |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导读】自2014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对俄罗斯祭出了史无前例的制裁，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预测都指向同一个结果：俄罗斯经济将重演1990年代的崩溃。然而，现实却走向了反面。2024年，俄罗斯不仅没有崩溃，反而位居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制造业更展现出惊人的韧性与活力。这种“越制裁、越发展”的悖论，令西方经济学家既尴尬又困惑。这不禁让人深思：在被西方剥夺了资本和市场的极端环境下，俄罗斯究竟靠什么稳住了国运？
本文编译自法国经济学者米莲·高拉尔（Mylène Gaulard）的最新研究。文章并未将俄罗斯的复兴简单归结为能源红利，而认为这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调整。作者认为，在俄罗斯国家作用回归的背景下，外部制裁意外切断了俄罗斯寡头对西方的依附路径，使其切实转向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通过强化国家对战略部门的控制、灵活运用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实施独特的宏观审慎政策，俄罗斯在事实层面上告别了新自由主义，走出了一条国家主导、生产率驱动与财富再分配并重的“中间路线”，实现了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逆转。
俄罗斯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样本：在外部环境剧烈变化和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如何通过调整国家与市场关系和重塑经济结构，来维持经济主权与发展韧性。当然，这种建立在“军事凯恩斯主义”与地缘博弈之上的复兴模式，依然面临着长期战争与国际局势动荡的严峻考验。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重点区域国家的内情与远略”之二十七，原载于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标题为“Russia’s Alternative Path: The Developmentalist State as a Counterweight to Deindustrialization”，篇幅所限有所删编，小标题为编者自拟。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辨析。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5年第55期 总第275期
制裁悖论：俄罗斯何以工业复兴？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经济转型，曾被视为现代经济史上最灾难性的工业衰退之一。苏联解体后，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大幅退出引发了俄罗斯剧烈的去工业化进程。在1990至1998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暴跌42%，工业生产收缩了56%，重工业下降了64%，而轻工业（包括纺织业）降幅则达到了89%，近乎消失。1975年苏联曾占全球资本货物产量的12%，到1995年时俄罗斯的这一比例已降至仅0.5%。学者普遍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在和平时期遭受的最严重的生产力破坏。
但到今天，尽管俄罗斯是全球受制裁最严重的国家，其经济却反而展现出非凡的韧性。自2014年以来，其GDP年均增长率为1.5%，而2023年增长率攀升至3.6%，2024年更达到4.1%。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若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俄罗斯目前已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仅次于中国、美国和印度。
这种经济上的复兴与成功，并不能仅仅归因于该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必须看到俄罗斯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的“中间路线”，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新发展主义”的处方，又一定程度上采用了“社会发展主义”的路径：即通过积极的国家干预刺激内需和实施再分配政策，有效应对了新自由主义“去工业化”的关键缺陷。具体而言，继20世纪90年代激进的自由化浪潮之后，俄罗斯国家对经济的重新介入成为了2000年代再工业化的关键驱动力。这一进程不仅早于2014年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的正式确立，同时也先于后来制裁所带来的——颇具悖论意味的——生产性刺激。
▍政治前提：国家作用的回归
早在其经济学博士论文《市场关系形成背景下的区域资源战略规划》中，普京就已经勾勒出一种强调自上而下的规划以有效应对突发情况的经济愿景。此后，他在不同文章和场合中重申了国家的关键作用，列出一系列应由国家干预开发的战略物资，包括铀、石油和天然气，并在其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前三个月正式发布的纲领中断言“国家必须出现在需要它的地方，且必须以所需的方式发挥作用”。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国家在2003年后重新掌控了曾在20世纪90年代受制于私人利益的经济命脉。这一转变在2004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被捕、其旗下尤科斯石油公司（Yukos）被国有化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尤科斯曾占据俄罗斯石油产量的20%及全球产量的2%，最终它被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收购，而后者随之迅速跃升为俄罗斯第二大公司，目前国家持有其75%的股份。此后不久的2005年10月，寡头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旗下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Sibneft）也被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收购，后者则确立了其作为俄罗斯领先的天然气开采、加工和运输企业的地位，其中国家持股比例达到50.2%。
与此同时，2004年8月的一项法令确立了一份禁止私有化的公共企业清单，涵盖了军工复合体、港口和机场等物流设施、农业综合企业以及文化机构。随后，国家迅速收回了石油、航空、电力和金融等领域公司的控制权。其结果是，俄罗斯国有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从2006年的38%增长至2012年的50%（相比之下，全球平均水平仅为30%），且这一比例在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仍持续攀升。虽然在1998-1999年期间，国家对经济的贡献率仅为10%，但此后已升至超过50%，并提供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就业机会，而在90年代末这一比例不到20%。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国家的主导地位在交通运输业和银行业中尤为显著，分别占据高达73%与70%的份额。这种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经典”发展主义战略，随着2014年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的实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外部冲击：制裁带来的“礼物”
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俄罗斯在201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预计将迅速撤销对其工农业部门的诸多保护措施，且谈判达成的豁免条款将于2018年到期。然而，2014年的乌克兰冲突最终彻底改变了这一轨迹，就在首轮国际制裁实施后不久，俄罗斯便正式启动了其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
在过去十年间，关于制裁对俄罗斯经济影响的研究，令经济学家们感到某种程度的困惑。早在2014年，部分学者就指出制裁可能会意外地加速俄罗斯的再工业化进程，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是在制裁最为集中的金融、能源及国防部门，还是在更广泛的生产体系中，政府的应对措施都迅速阻止了经济崩溃的发生。
这些制裁甚至被部分学者直言不讳地形容为送给俄罗斯的“礼物”，因为如果没有制裁，俄罗斯亲西方寡头集团更倾向于优先维持与欧洲和美国的自由贸易关系，极可能阻挠俄罗斯的工业化进程。但西方制裁一方面打击了这些寡头的财富与影响力，另一方面则切断了俄罗斯此前所依赖的关键进口渠道，从而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推动力。
即便是那些对俄罗斯国家干预政策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其再工业化进程已取得了相对的成功。其机床产量在2022年达到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峰值——值得注意的是，继2014年和2022年接连实施几轮制裁之后，该领域的增长均出现了显著加速。在能源领域，制裁迫使俄罗斯降低了对西方技术的依赖，同时促使其与中国、印度等国加强了合作。在国防领域，其国内产能大幅飙升，与中国的合作也日益深化。俄罗斯军方的需求正在进一步驱动军工复合体的扩张，截至2023年，俄罗斯军事相关产业经历了最为强劲的增长。如今，俄罗斯已与美国并驾齐驱，成为全球仅有的两个能够自主生产几乎所有武器装备的国家之一。此外，作为全球首批新冠疫苗之一，“卫星-V”（Sputnik V）的研发彰显了俄罗斯制药业的显著进步：事实上，早在2010年代中期，这种进步就已经初现端倪。同样地，俄罗斯的IT行业也在2010年代创下了全球最高的出口增速。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其制造业部门的扩张：在2002年至2023年间，总产出增长了84%，与此同时，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也增长至原来的1.75倍（见图1）。图2进一步表明，尽管自2009年以来制造业整体产量经历了显著增长，但增长势头最猛的部门——尤其是在2014年之后——恰恰是那些生产此前大规模依赖进口商品的部门。
图 1 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百分比（左图），制造业增加值按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右图）
▍落实战略：进口替代工业化
作为经济战略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一般是指国家通过实施高额关税壁垒以鼓励此前依赖进口的商品转向国内生产，并通常辅以大规模的国家援助以增强本国的经济韧性和自给自足能力。在21世纪初，俄罗斯就已在多个领域和部门实施法令以振兴本国工业，到2014年，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已获得众多经济学家的支持，并被俄罗斯政府正式采纳。
值得强调的是，在战争爆发前夕，俄罗斯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面临着与几十年前拉丁美洲所遭遇的颇为相似的挑战：物价攀升、产品质量下降以及对进口的持续依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在进口总额中占比近40%的资本品，俄罗斯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已成功遏制甚至在特定时期逆转了其进口增长趋势（图2）。此外，与拉美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经验不同，俄罗斯的再工业化进程不仅伴随着进口的下降，更伴随着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加。这一现象折射出日益增强的竞争力，而这恰恰是当年拉美国家可能所欠缺的。
图 2 俄罗斯四种主要进口产品的进口增长率（%）
俄罗斯政府采用的战略反映出其对市场的高度信赖。不同于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时期所征收的高额关税，俄罗斯并不严重依赖进口限制，当前其平均关税税率仅4.2%，远低于1997年的11.3%。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公共采购、战略投资引导以及对关键部门的直接补贴来扶持国内产业。这些政策使中高技术产品在生产和出口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图3）。
图 3 俄罗斯中高技术产品在工业增加值指数与工业出口指数的份额（%）
俄罗斯政府的目标也并非完全切断与对外贸易的经济联系，而是试图将传统的产业政策与类似亚洲四小龙的国际融合模式相结合，这也避免了缺乏竞争力的国家垄断企业的产生。这其实与Bresser-Pereira所提出的新发展主义原则相合。成立于2011年的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就是这种公私合作导向的一个象征，该基金通过与外国公司合作来支持出口增长。而成立于2015年的俄罗斯出口中心则致力于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事实上，尽管制裁逐步限制了俄罗斯进入欧美市场并迫使西方企业撤离，但极具竞争力的贸易伙伴——特别是中国、印度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在俄罗斯贸易中的份额显著增加。其结果是，俄罗斯企业被迫在这一自由贸易环境中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此外，与“日益依赖石油和天然气”这一普遍认知相反，能源部门对俄罗斯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实际上已显著下降。具体而言，能源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从2012年的50%降至2020年的28%，随后因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于2023年小幅回升至32%。这一趋势也反映了俄罗斯出口的多元化：2023年，油气产品在出口中的占比为53.7%，较2007年的61.5%有显著下降；与此同时，制造业产品出口占比在2011年触及15%的低点后，于2023年反弹至25%。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制造业的复苏使其达到了与巴西旗鼓相当的水平，后者的制成品出口占比已从2000年的57%暴跌至目前与俄罗斯相当的水平（见图4）。尽管巴西的出口表现日益恶化，但俄罗斯却在国际制裁下展现出了意想不到的贸易韧性。
图4俄罗斯与巴西出口构成百分比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机械和运输设备的份额在2021年至2023年可能由于俄乌冲突而下降，但化肥、食品、机械、运输设备以及木材产品，仍然是俄罗斯制成品出口的主要驱动力（图5）。此外，俄罗斯在全球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呈现出温和但持续的增长态势：从1999年的0.8%上升至2007年的1.1%，并于2023年达到1.5%。即便在2014年与乌克兰冲突爆发后，俄罗斯的贸易对象日益向少数伙伴集中（见图6），这一增长趋势依然得以维持。
图 5 俄罗斯出口主要制成品占总出口份额（%）
图 6 俄罗斯前五大贸易伙伴在总出口中的份额（%）
▍宏观审慎：超越新自由主义
无论是依据新发展主义的原则，还是新自由主义正统的信条，制成品出口的增长都伴随着对关键经济基本面的有效管理，这涵盖了维持货币稳定、维护公共财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然而，与那种“优先考虑市场机制而非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战略截然不同，尽管俄罗斯路径有效执行了宏观审慎管理，但却并未要求国家从生产体系中退出，也没有激化不平等现象。
在货币稳定方面，俄罗斯在2000年代采取了汇率管制措施，以应对荷兰病带来的潜在挑战。结果，俄罗斯的外汇实现了显著增长，从2000年约300亿美元水平激增至2023年底的5990亿美元。但这一措施仍未能完全遏制其货币在2002年至2012年间的显著升值趋势（如图7），同时期巴西面临的困境与采取的举措非常相似，但升值趋势则更为严重。
图 7 俄罗斯卢布与巴西雷亚尔的实际汇率（2020年=100）
实际上，新发展主义的主张者Bresser-Pereira还进一步提倡对原材料贸易流动征税，以缓解货币升值的影响。他提议将这些额外的税收收入划拨给一个主权基金，避免以本国货币进行再投资，进而规避可能损害本国国际竞争力的通胀压力。这种基金在抑制货币升值的同时，也能实现海外收入来源的多元化。
类似理论支撑了2004年俄罗斯稳定基金的设立（而前述油气公司的国有化则为俄罗斯对其油气出口征税提供了前提（编者注））。该基金旨在管理油气出口收入，从而显著缓解荷兰病的影响。最初，石油收入的15%被划拨给该基金，55%进入联邦预算，30%进入地方预算。2008年，该基金被拆分为国家财富基金和储备基金两个实体，分别用于资助养老金等国内项目和投资海外资产。储备基金最初持有的资产规模是国家财富基金的四倍。然而，随着2014年乌克兰局势的紧张，储备基金的资产逐渐缩水，最终于2018年关闭。国家财富基金接收了其剩余的170亿美元资产，并于2024年达到1500亿美元，占俄罗斯GDP的7%。
必须承认的是，在货币贬值的背景下，俄罗斯储备基金此类投资海外的模式效果不佳。但实际最终仍存续下来的国家财富基金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对稳定俄罗斯股票市场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目前全球排名第11位的主权基金，它还为基础设施、农业项目以及进口替代工业化提供资金。典型例子是俄罗斯于2023年底宣布的拨款32亿美元（总计划为120亿美元），用于制造600架民用飞机，旨在利用国内资源提振这一行业。此外，国家财富基金同样支撑了俄罗斯战略工业部门的金融自给自足，减少了对外部储蓄的依赖。以其国防工业为例，2023年其军事开支达到GDP的6%，俄罗斯则采取了双重策略为这一发展提供资金：一是动用其主权财富基金，二是积极推行经济多元化战略及替代性融资机制，以弥补冲突带来的油气收入损失。
在公共财政方面，自2000年代以来，国家便开始对价格超过特定阈值的葵花籽油、谷物、石油和天然气等原材料进行征税。这一方面通过减少未加工商品的出口来抑制货币升值，同时也利用相关收入补贴民族工业。同样地，在2020年至2021年，冶金产品、化肥及其他原材料的出口也开始受到类似措施的规制。这些政策有力地控制了俄罗斯的公共财政赤字。尽管面临持续的战争以及进口替代工业战略带来的开支压力，俄罗斯2024年公共财政赤字仍控制在GDP的1.6%，2024年俄罗斯的公共债务仅占GDP的13.5%，在金砖国家中保持着最低的债务水平，这凸显了俄罗斯经济的韧性，即便身处于乌克兰的长期冲突之中依然如此。
在过去十年间，俄罗斯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成功维护了财政稳定性，且并未依赖外部储蓄。截至2023年，其外债仅占GDP的1.5%，而国内总储蓄则达到了GDP的31.7%，这一比率几乎是巴西（18.5%）的两倍。与此同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到了GDP的22%，相比之下巴西则仅为17%，这反映出俄罗斯国内投资能力的可持续性。
但归根结底，应当超越单纯的汇率动态与财政管理考量，看到生产率增长对于维持出口竞争力和创造利润空间以激励私人投资的必要性。在这方面，俄罗斯也成功避免了像巴西等国所经历的劳动生产率停滞，其生产率的增长早在油气价格开始下跌之前的2011年就已出现。继20世纪90年代的显著下滑之后，俄罗斯的生产率实现了大幅反弹，其水平相对于美国的比例从1999年的31%攀升至2022年的43%（图8）。
图 8 人均增加值（亿美元计）及占美国生产率的百分比（%）
俄罗斯不仅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而且若按每名就业人员的增加值衡量，其水平目前仍比中国高出50%（图9）。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资本效率（以GDP与固定资本之比来衡量）不仅相对于同类新兴市场国家中出现的普遍下滑保持了稳定，而且自2000年以来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轨迹。这一积极趋势为其技术现代化的成功提供了实证证据，有力回击了关于俄罗斯转型后经济陷入停滞的主流叙事。
图 9 俄罗斯、巴西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左图，每名就业人员GDP，以2017年不变价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与资本效率（右图，GDP与固定资本之比）趋势图
得益于生产率的提升，工资增长和卢布升值并未在2000年代显著削弱俄罗斯经济的竞争力。尽管石油繁荣和人口萎缩本应推动工资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但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实际工资增长之间的差距却逐渐收窄（见图10）。与之前所述的产业战略相辅相成的是一项工资控制政策，以及一项极具争议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后者的典型例子是俄政府以21%的基准利率（2025年1月）对抗接近10%的通胀。
图 10 劳动生产率及实际工资年增长率（%）
至于工资控制政策，尽管俄罗斯在政策上控制薪资总额的增长似乎沿袭了自由主义的正统，但其采取的独特再分配政策实际上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方法和新发展主义的处方。这些政策有助于补偿实际工资增长滞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差距，同时或许也解释了俄罗斯不平等现象的缓解：证据显示，俄罗斯的基尼系数从2007年的0.42下降到了2020年的0.36（见图11）。
图 11 俄罗斯与美国的基尼系数趋势
此外，俄罗斯的再工业化战略同样也受益于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2000年至2023年间，俄罗斯家庭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46%上升至50%，而同期全球家庭消费占比则从61%降至56%。尽管这一水平仍低于发达国家，但家庭支出在2023年增长了6.8%，几乎达到了GDP增速的两倍，这凸显了国内市场对俄罗斯经济的重要性。
▍经济突围：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俄罗斯的经济战略似乎使其成功规避了巴西等新兴市场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包括：因经济结构向初级产业偏移而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放缓、制成品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力下降，以及“中等收入陷阱”。
值得注意的是，若按现价计算，俄罗斯的人均收入早在2012年至2015年间就已使其跻身世界银行定义下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而这一门槛通常标志着国家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在2023年，俄罗斯重新夺回了这一地位（见图12）。此外，自2008年以来，按不变价格购买力平价计算，俄罗斯的人均GDP也已达到美国的55%，预示着在另一标准上俄罗斯也已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鉴于前文所概述的俄罗斯发展政策的诸多优势，即便是在持续的国际制裁背景下，取得这一成就也并非完全令人意外。
图 12 俄罗斯、巴西和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现价美元）
▍结语：俄罗斯做对了什么？
通过严谨审视俄罗斯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及独特的政策组合，本文认为，俄罗斯并非仅仅遵循“市场友好型”逻辑，而是通过恢复国家在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以及采取战略性的再分配政策，来提振制成品出口的潜力，而这恰恰突破了新自由主义正统学说的基本局限。
尽管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严重的去工业化，并面临可能严重破坏国家工业基础的“荷兰病”风险，但自2000年代初以来，俄罗斯在经济政策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韧性。本文证明了，国家对经济控制权的回归、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以及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能有效减轻对原材料依赖的风险。此外，“军事凯恩斯主义”也是再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催化剂，它创造了由国家主导的需求，从而在规避传统市场约束的同时，刺激了工业产能的扩张。
然而，这些经济成就依然难免受制于国际地缘政治的波动。当然，在当今充满不确定性的地缘政治格局下，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